那么，立法者在这方面，履行职责的情况如何? 对于基本权利的侵犯，可能来自私人和公权力。

现今正在进行的物权立法工作，同样是循此途径进行的。国外许多比较法学家都有这样的看法。

除了上述所举之外，国际公法（各种形式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各种形式的国际私法）以及各种程序法中的许多规则，实际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人类共同的一般原则。可以肯定，未来中国立法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如此进行。而且，当今人们在欧洲已经毫不怀疑可以通过"评价的法律比较"来发现这种"一般的法律原则"。不要总是研究"如何"，即形式上的问题，而要多多研究"什么"，即内容上的问题。他强调，作为一个民族精神构成的立法对另一个民族的立法发生着影响，并且认为世界性的立法应该与民族性的立法同时并重。

在许多场合，我国已经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如何依法，如何实现法律。法学的特质使之不可避免地具有"世俗性"或"入世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具有自身的科学个性和人格。如果说在纽约时报案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有了类型思维的初步展现，则1967年其就公众人物做出的裁判更是运用类型思维方式的典范。

法律的目的决定‘类型的范围。他还批评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名誉权问题时过于将目光集中于人民自治的理论了。这实际上就是拉伦茨所说的第二步，即就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而言，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言行都事关公民的重要利益，因此需要将他们等同处置。虽然普通法上将言论内容真实作为免责的抗辩，但法院指出，因为恐惧于不能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言论为真实，言论者都将陷入自我审查的漩涡而不敢发表实质为真实的言论，这个抗辩规则从而会对公共讨论起到打压作用，因此它不符合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

其次是积极地确定，在所有这些观点上，待判的案件事实与法律上已规定者均相一致。这就是一种客观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而保护公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就是宪法第1修正案的客观目的，宪法第1修正案的制定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倒并不重要。

还有学者说，‘类型的思考方式是在事物中，以灵智的慧眼穿过外表之相而把握到‘事物本然之理。美国最高法院没有给公众人物下定义，这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需要注意的是，纽约时报案裁判所提出的实际恶意规则，其指向的对象是公共官员。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对此的态度倒是折中性的，它并没有将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局限于某个单一的价值之上，因为社会现实过于复杂，所以任何单一的视角、价值或者技术都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虽然说橄榄球是美国的第一运动，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而言，似乎没有任何问题比种族隔离问题更关切到每一位美国人。由于它如此的耀眼，以致于使得人们对这项裁判其他部分的意义视而不见，而实际上这些部分所展现的光芒，在法学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前者虽然在日常语义上属于言论的一种，但却根本不是宪法意义上的言论，因此政府对其的规制和宪法无关。这正是类型的重要特性之一。

法院进一步阐述道，在自由的讨论中错误的陈述不可避免，而如果要给表达自由一定的呼吸空间，则必须对错误的陈述一并予以保护。就事物的性质而言，高级别官员拥有更宽泛的职权，对公共问题的决策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他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公民的合法权益。

换言之，诽谤性言论既然能够促进人民自治的规范目的，因此它就不再游离于宪法之外而听任诽谤法规则的统治。恰恰相反，对公共官员的认定恰恰要回溯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即从保护公民对公共问题自由讨论的层面予以认定。

[7] 这里不打算详论纽约时报及其后续案件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理论的开创性意义，而在于探究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判中所使用的方法。考夫曼曾谓，为了探求法律的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某些直观的事物，回溯到有关的具体生活关系。不过其结果却是，纽约时报案的实际恶意规则被扩张适用至公众人物。因为类推不是按照形式思维过程所进行的逻辑过程。而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则无法达到制衡政府权力的规范目的。Butts和Walker虽各具有不同的外在特征，但其背后所彰显的意义相同，因此归属同一类型。

按照纽约时报案的裁判，实际恶意规则只适用于公共官员，而本案中的原告并非公共官员，而是私方当事人。[10]这种方法也被认为适用于对宪法的解释。

[23]拉伦茨也说，类推适用的基础在于，两项事实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同，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所以类推适用就必须回到法律规整的目的、基本思想上来探讨。[33]拉伦茨也曾引述德国法学家莱嫩的话说，类型学的思考总是维持其与指导性价值观点间的联系，因为所有被考量的特征都取向于这个——促成整体类型的——中心价值，惟有如此它们‘才具有价值。

[10][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刘墉安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46]当代美国学者也主张，对商业言论概念的界定，不能指靠通过确定一组外部特征的方式来进行，因为根本无法确定这种外部特征。

它是建立在规范目的基础上的价值评价。[65][美]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52]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注释74。二、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客观目的论的解释 在普通法上，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目标，就在于寻找立法者的原意。

[48]或许正是基于规范目的在法学上的重要性，魏德士将从萨维尼以来的已有定论的法学方法区分为解释目标和解释手段，规范目的是解释目标，而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则不过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比较法的研究也证明，尽管不同的法律体系对于同一实体问题借助完全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加以处理，但其结果往往是相似的。

当然，沃伦的判词并没有进一步论证，就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目的而言，公共官员与公众人物的差异不足以排除对它们的等同处置。四、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的界定——类型思维的展现 实际恶意规则是纽约时报案裁判将宪法价值置入普通法体系，并对传统的诽谤法进行宪法改造而产生的最重要的规则。

Butts和Walker都向法院提起了诽谤诉讼，陪审团都判定原告胜诉。[66][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其在适用之时可能具有哪些合理功能的问题也应当得到考虑。换言之，美国最高法院并不认为宪法第1修正案的含义停留在制定之时，相反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例如在1942年的一个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双层理论的裁判进路，法院认为，事实上存在一些明确和严格限定的言论种类，对它们的干预和惩罚从来不被认为会引发任何宪法问题。[41]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 388 U.S. 130,155 (1967). [42]Valentine v. Chrestensen, 316 U.S. 52 (1942). [43]See Robert Post,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Commercial Speech, 48 UCLA L.Rev. 1,19 n.83 (2000). [44]Virginia Pharmacy Board v. 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 425 U.S.748,771 n.24 (1976); Bubin v. Coors Brewing Co., 514 U.S.476,482(1995). [45]See supra note 43, Post, p.18. [46]吴从周：《论法学上之类型思维》，载《法理学论丛——纪念杨日然教授学术论文集》，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25页。

这是因为，在纽约时报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曾多次判定诽谤性言论不受宪法第1修正案的保护。宪法第1修正案起草者的目的在于限制联邦国会，而不在于限制各州和联邦法院。

在诉诸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之后，沃伦大法官的目光开始离开大前提而往返流转于具体的生活关系。而各种规范目的之间又没有公认的位阶次序，这将使得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或者结果取向而任意选择规范目的，最终将导致宪法裁判毫无法的安定性可言。

[11]这或许就是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原旨主义的理论背景。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寻得的共识，的确非常广泛。